毋庸争辩，世纪末的中国文化界是一个纯文学日见衰颓、通俗文艺过度繁荣的年代。
一边是《昆仑》、《作家报》《中国作家》等一大批影响深远的高品位文学刊物先后告停，一边是《知音》、《家庭》、《人生与伴侣》等通俗文化杂志和许多报刊的周末版不断扩大发行量；一边是为数不少的专业作家相继“下海”经商或是另寻他途，并且后起新秀所见日稀；一边是妇女、家庭类刊物原本就令人“眼红”的稿酬还不时加价，吸引了不少笔耕者的加盟。很多年轻人津津乐道于歌星、影星、球星的疯狂表现和“绝对”隐私，却一点也不知道《白鹿原》、《骚动之秋》、《抉择》、《人间正道》是何东西，文学发展到这个份上，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。
曾经令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心驰神往的文学殿堂，何以到了“门前冷落车马稀”的境地？其原因自然离不了市场观念的冲击。随着市场经济大气候的来临，华夏大地上的生存竞争突然变得激烈，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忙碌，为了找一份合适的工作，不得不把大量的时间与精力花费在外语、计算机、驾驶汽车这些“敲门砖”上，难得有大块大块的时间来细细品析宏篇文学作品的“滋味”，即便是小段的诗歌与散文，也远不如大特写、大纪实那样的新闻来得简单明朗并且离奇引人。另外，在政治、经济转轨时期，人们在社会中的定位处于相对不稳定的状态，今天的“是”可能就是明天的“不是”，这导致人们心情的浮躁，因而没有耐力去潜心创作和研读文学作品。少数人甚至处于一种变异的心态，追求猎奇、暴力、色情新闻以满足感官刺激，而不少传媒为了迎合这部分读者，竟然让这类新闻充斥“传媒空间”。正是因为以上两点原因，让不少纯文学作品暂时一天天流失读者，而市场经济的发展，把纯文学刊物完全推向了市场，失去政府扶持后的文学刊物，读者就成了其生存的基础。一边是纯文学刊物在不断流失读者，一边是纯文学刊物越来越以读者为生存的基础，纯文学刊物能不艰难吗？
然而，通俗文艺毕竟是一种相对肤浅的文化，它缺少一种作为主流文化应该具备的文化底蕴和文学理论，它承载不了记录一个民族历史的责任，在这一点上，纯文学的作用是其他任何形式的作品无法取代的，所以说，通俗文艺的过度繁荣和纯文学的走低都只会是阶段性的。那千篇一律的情感故事总有听腻的时候，那搜肠刮肚的生活纠纷终有看烦的日子，那大同小异的“名人”隐私终有令人反感的时候……若干年后，当市场经济体制相当完善、国家物质财富极大丰盈、人们的生活由紧张而稳定、人们的心态由迷茫而平静的时候，当越来越多的人们追求更高境界的精神享受的时候，或许有人会问：“怎么没有几部很有影响的长篇力作来深入、广阔、细致地记录那个变革的年代呢？”这时，文学的复兴就已经起步了。
 |
